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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赵永智：“文革”前老知青，出身原罪下的灵肉煎熬
作者简历
原题
黔中老知青
1965年9月1日，我们称为黔中的贵州省安顺县（现安顺市西秀区，贵州简称黔，因为地处贵州中部，所以称为黔中）4所中学的48个高、初中毕业生和5名社会闲散青年，组成了当年该县下乡的53名知青队伍。原计划全县下乡指标是54人，男、女搭配各半27人。临上车时，二中一个女生突然被母亲锁在家中，搭配就少了一人。
那是一个绝对不许学生谈恋爱的年代，知青们普遍认为上面的这种安排是对自己革命豪情的亵渎，也是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变相表现。
下乡的同学普遍成绩都很好，几乎各个学校的尖子生都来了，如一中的刘念一、刘蔚华，二中的宋茨林、周武昌、吕建业，三中的赵永智、洪安琪等。应该说他们都是进重点大学的材料，然而，由于“家庭问题”受歧视，被剥夺了进高中、上大学的权利。
其实，所谓的家庭问题，有的只不过是父母在旧政权中拿过薪金或者读书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有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出头鸟而已，这在老知青中是普遍现象。
譬如安顺县1964年下乡的赵晓兰同学，当年高考成绩是全地区第一名，就是因为父亲赵天河先生1945年担任过旧政府一所中学的校长，就被视为家庭有问题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其实，一生执教的赵天河先生思想进步，同情革命青年，任校长时曾经不止一次救助过被怀疑为地下共产党的教师李国才、学生张清尧等人，他两袖清风的一生为安顺的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赵晓兰在知青抽调回城时，进一家小医院的化验室工作，成天和病人的血液打交道。高考恢复后，这个不能进大学的知识分子的女儿，凭借她受家庭熏陶的扎实学识基础，一举考上四川大学的古汉语研究生，后为四川师大教授。
当时很想读书的我们，得不到录取通知书时，一个个都不感到意外，因为1964年以来，学校里贯彻阶级路线搞得人心惶惶的的：不再以学习成绩衡量学生的好坏,而是论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担任学生干部——这涉及教师的用人立场问题；出身不好的同学如果言语不慎就要受批判，说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甚至教师的课堂提问，也不敢叫出身不好的同学了——这关系着培养什么人的态度、立场问题……教师、学生人人自危。
这种环境，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年来说，承担的不光是被歧视，而是整个铁板一块的社会给正在成长的灵与肉带来的令人窒息的压抑。
得不到上学的我们，根本不会去问一个为什么，在我们单纯幼小的心灵中党是不会错的，毛主席更不会错，错的只是我们生错了家庭。尽管我们出身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家庭，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证明自己是革命的了。这个机会，就是上山下乡。
我们当时背得最熟的一条语录，就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就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时过五六十年，这段话现在默写下来也不知错不错，自己也觉得没必要去找那个小红本本来核对了。）我们下农村去就是直接与贫下中农结合了，结论就肯定是革命的。
幼稚可笑的我们在一些教师的引导下，甚至认为：今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同当年的知识分子去延安，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是最革命的，会干出一片光明前途！经过这一“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就会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下一代不会再被歧视，能够读书上大学了。
为了体现上山下乡的决心，很多同学是背着父母偷户口办手续的，二中有个高中的同学甚至咬断手指写了血书。为了与家庭划清界线，很多同学不让父母送自己上车……亲情得到正视的今天，进入古稀之年的我们会不时感到心灵深处隐隐约约的阵疼，后悔自己当时的残忍。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非常时期非常人干的非常事。
后来“文革”爆发，举国上下都在罢课罢工造反闹革命，知青在农村一无所有，打上背包就回城了。尽管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国务院”的名义再三下文不让农民进城闹革命，但全国的知青们几乎都涌进城了。我们全县三个公社的老知青占据了县委的几个办公室，组织了战斗队，目的只有一个——要户口！为要户口，大家静坐、绝食，要求县长解决。有个姓王的同学在知青办提起电话对公安部门呐喊：“抓了我们吧，我们要吃饭，要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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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